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核心，也是城市管治研究的热点。项目研究以广东省为例，从基层社区演化、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务治理三个视角，通过社会调查和案例研究，探讨我国社区转型及转型社区的治理问题。研究成果包括：.1,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市场体制改革和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我国基层社区社会结构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管理逐渐从“政府-企业-职工”转变为“政府-社区-居民” 的模式，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它成为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载体。城市社区不断分异，出现单位社区、老城镇居民居住社区、商品房社区、转型社区和混合式社区等五大类。城市中的农村社区转型变化最为明显。农村转型社区在集体组织可控资源减少和人员社会流动增强的现实背景下，出现了“去集体化”和“空心化”等问题，村庄凝聚力和社会关联度下降，集体组织能力迅速弱化，农村建设和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严重缺位。.2，广东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它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分权程度、城镇化程度、地方政府偏好、财政转移支付、自然区位条件等因素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农村收入差距形成扰动，它不仅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而且影响再分配，形成人为强加的外生性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可逆性和累积扩大趋势。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通过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网络机制等三个路径来影响。精英依靠于其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居民的主体性作用和自组织能力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在社区转型过程中，转型社区治理联盟中的各参与者具有权威有限而且高度分散的特征，社区治理权力表现出“不对称性”和“破碎化”的特点。各行为主体只有跨越制度边界、整合不同的资源，才能生成治理能力并取得成效。政府社会管理的权力并非官僚体系下的“社会控制”所能完全赋予，必须通过“社会生产”和“公众参与”来产生。权力是一种行动权（Power to），而不是控制权（Power Over），它必须通过社会运作才能产生效力。同时，由于资源的双边垄断和双边依赖，导致了软行政约束和非正规合作的出现。中国转型社区中，存在着典型的“讨价还价的政体（Regime of bargaining）”形式。